今年以来，各级教育部门积极推动学校的课后和假期托管服务，作为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的举措之一。这一尝试获得不少好评，但在现实中效果尚待观察。据报道，海淀区某重点小学一个班选择课后托管的只有3人，一个年级不到40人，都不到10%。暑期托管的参与比率应该也不会相差太大。

　　对此，北京市教委的负责人对此有一段表态：“不能强制学生参加，更不允许动员不参加。”

　　“不能强制参加”很容易理解，也是应有之义，问题倒在于是否能落实——如同北京市教委同样说“不得强制教师参与托管服务”，但许多教师对此存疑。而“不允许动员不参加”就更值得讨论了。

　　“不允许动员”，针对的是谁？只能是学校或家长，那么对于这项“实事、好事”，学校或家长为何有可能动员学生不参加呢？

　　从学校或老师的角度，如果将托管服务变成变相强制，无疑增加了教师的负担。当参与人数不足时，托管本身也可能效率不高。相应的对策可能是：不要将托管仅仅作为学校的任务，而放到更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中去，例如利用社区活动中心、公共图书馆等资源。

　　从家长甚至学生的角度，有位家长的评论颇有代表性：“孩子参加了几次托管后，回来说：‘以后还是提早接我吧，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早早走了。’”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下，试图利用托管服务去减轻课后负担，尤其是“抗衡”校外培训，不仅无济于事，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以电视剧《小舍得》为例，家境贫寒但天赋过人的米桃，被“鸡娃”的颜子悠，试图快乐教育的夏欢欢，谁更需要托管呢？颜子悠肯定不愿意；夏欢欢参加的前提是很多同学参加；米桃需要托管，但她需要的更多。如果风帆小学开展托管服务，理想目标应该是让米桃学到东西，让欢欢交到朋友，最后颜子悠可能也会参加。

　　所以，要让托管这件好事真正做好，首先应明确托管是一种“托底”，是为了解决部分家庭课后家庭教育的困难，所以要真正贯彻自愿原则，并且最好从最需要的地区、最需要的人群开始——海淀区肯定不是最需要的地区。

　　其次，不应以校外培训作为“假想敌”，而是将托管作为提升教育质量的试验田。除了体育运动外，阅读活动、科学实验等等都值得推广，也不能刻意回避语数外——只要不是课内的重复和机械训练。比如针对米桃这样的孩子，为何不能提供数学拓展呢？

　　要做到这些，当然不是仅仅靠学校就可以做到的。教育部门勇于承担值得点赞，但不能只让学校承担，而要更多力量的参与，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各级政府的有效支持。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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