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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周日表示，传统的以物质化生产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是过剩的，中国现在要做的是从传统的实体经济转向数字化赋能的新的实体经济。

　　他在参加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时说，我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实体经济，一种是产能过剩的实体经济，一种是数字化赋能、生产率大幅提升的新的实体经济。

　　“强调发展实体经济的背景之一是最近几年虚拟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过度金融化，金融活动过度自我循环，搞了一些难以穿透的次贷产品。此外，信息化和数字化快速发展，有些人也认为这是偏离实体经济的虚拟活动，有些人认为电商平台发展击垮了大量商铺，甚至很多大商场也开不下去了。”刘世锦说。

　　他表示，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要由消费到生产、由流通到制造。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分布在批发零售、社交媒体等领域，下一步，要实现产品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实质性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

　　刘世锦强调，在实体经济数字化的过程中也要摆正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注意力应放在制定规则、维护公平竞争、提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引导预期等方面，对具体技术路线不必过多干预，更多交由市场竞争。

　　他认为，实体经济数字化的重点是要转向人工智能。近年来，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智能驾驶、算法推荐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已经显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潜能。在实体经济中，人工智能应用可以体现在对宏观经济行业、具体产品运行状况的实时感知和观测上，特别是体现在预测上。这些技术的发展可以显著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在谈到近期中国经济形势时，刘世锦说，9月以来，中国经济复苏动能出现明显回落，从目前的态势看，四季度两年平均增速很可能在4%以下。

　　“下一步经济会怎么样，如果需求持续低迷，PPI居高不下，中下游企业的利润被明显挤压，经济增速偏低，价格过高，效益下降，这就是风险加大的类滞胀局面，这需要高度关注，因为这不仅仅是影响四季度，也会影响到明年。”他说。

　　对于当前市场关注的房地产风险、能耗双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问题，刘世锦建议，在一个适当长的时间里采取硬措施实现软着陆。这样，“即使是有的泡沫破裂了，风险释放不可避免，但不至于动摇大局。”他说。

　　他同时指出，对于上述风险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可能有限，和短期的宏观政策相比，要更加关注结构性潜能。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不是因为宏观政策，而正是受益于结构性潜能。

　　在刘世锦看来，结构性潜能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城市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潜能。“中国现在人均1万美元，发达国家3万美元，这个差距就是中国的结构性潜能。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排序的话，第一位应该是结构性潜能，第二位是宏观政策。”他说。

　　关于结构性潜能，刘世锦提出了“1+3+2”的框架。具体来看，“1”是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中高速增长打开经济动能上和物理上的空间，这个领域所提供的增长潜能在未来5-15年占到70%甚至80%。“3”是实体经济需要补齐的三大短板，即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2”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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