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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09 21:47:01
(原标题:王富玉,被捕!)
据最高检8月24日消息,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王富玉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8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消息,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王富玉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目无道德法纪,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打高尔夫球、乘坐私人飞机;在组织人事方面违规为他人谋利,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攫取私利的工具,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生活奢靡腐化,道德沦丧,家风败坏;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工程承揽、土地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直至退休后仍大肆收钱敛财。
王富玉(资料图)
王富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王富玉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今年2月21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公开简历,王富玉生于1952年8月,曾在河北省工作,历任河北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河北省获鹿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1989年任石家庄市副市长。
1991年,王富玉调任海南省海口市副市长,后任海口市委常委、副市长,1994年出任琼山市委书记、市长,1998年任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2002年任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口市委书记。
2004年,王富玉调任贵州省委副书记,2012年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2013年出任贵州省政协主席,至2018年卸任。
王富玉简历
王富玉,男,1952年8月出生,河南唐河人,1976年1月参加工作,197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管理学博士。
1973年10月至1976年1月,在长沙冶金工业学校学习;
1976年1月至1979年6月,任冶金部华北冶金矿建公司组织部科员;
1979年6月至1982年9月,任河北省委组织部科员;
1982年9月至1986年9月,先后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副处级秘书;
1986年9月至1989年4月,先后任河北省获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
1989年4月至1991年7月,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副市长;
1991年7月至1993年6月,任海南省海口市副市长;
1993年6月至1994年5月,任海南省海口市委常委、副市长;
1994年5月至1995年1月,任海南省琼山市委书记、市长;
1995年1月至1998年2月,任海南省琼山市委书记、市长(正厅级)(1992年9月至1995年10月,在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应用社会学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学习);
1998年2月至2002年4月,任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三亚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1996年9月至1999年7月,在华中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学习);
2002年4月至2002年5月,任海南省委副书记,三亚市委书记,三亚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2002年5月至2004年12月,任海南省委副书记,海口市委书记,海口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2004年12月起,任贵州省委副书记;
2012年1月,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2013.01——2018.01,任贵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2021年2月被查。
王富玉是十届贵州省委委员,省十一届人大代表,十届省政协委员。
延伸阅读:
两天“双开”7名“大老虎”,释放何种信号两天内,7名中管干部被“双开”或开除党籍。如此密集地通报处分,这在今年还是第一次。
8月16日和1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公布了关于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宋亮,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原书记、检察长蒙永山,山西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原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谢长军,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新起7名中管干部的党纪政务处分决定。
如此密集地通报处分“大老虎”,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打老虎进入快节奏状态
上述集中被通报的“老虎”中,彭波、谢长军、张新起、王富玉落马时已退休,4人被开除党籍。宋亮、蒙永山、刘新云是在任时被查,3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他们曾是地方人大、政府、政协、检察院,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和国企的官员。
信号意味明显,多位反腐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表示。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官方集中通报处分省部级高官,这说明反腐败已进入快节奏的状态,打虎不停步,尺度不松、力度不减。集中通报也反映了全面从严治党要从关键少数入手。
庄德水表示,之前有这样一种错误认识,认为十九大后,反腐败会歇一歇。集中通报则澄清了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严是当前的趋势。民众也能够近距离感受我们反腐败的进程。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彭新林说,集中通报释放了持续保持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的强烈信号,体现了有腐必反、有案必查、对腐败“零容忍”的坚定决心。
彭新林认为,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这样N连发的方式,其警示震慑作用更直接有效,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党纪国法的“高压线”就在身边,可以起到通报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廉政法治中心主任魏昌东说,这种N连发的方式,明显体现出反腐败高压态势不会变,高压反腐态势不能减,力度也坚持。虽然十九大之后,腐败治理已取得压倒性胜利,但从腐败动因来讲,反腐败永无止境,不能因高压态势形成而放松。
部分违纪违法行为首次披露
对上述7名中管干部的党纪政务处分通报是一大看点,他们的部分违纪违法行为也是首次披露,也有不少官员的通报印证了此前媒体的报道。
譬如彭波,他出生于1957年3月,湖南人,北大经济学院毕业,曾长期在媒体机构、中央外宣办任职。2012年9月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专职副主任,2015年8月被免去该职。随后任原中央综治委委员、中央政法委网络舆情应对和依法处置协调小组组长,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通报说,彭波背离党中央关于开展网上舆论斗争的决策部署,放弃对互联网阵地的管理,公器私用、靠网吃网,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其靠网吃网等违纪违法行为尚属首次披露。
蒙永山、刘新云是“政法虎”。通报直言蒙永山官迷心窍、跑官买官被骗,执法犯法、以案谋私,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甚至在政法队伍开展教育整顿期间仍然不知收敛。
而刘新云则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交“政治骗子”,热衷政治投机,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弄虚作假骗取学历,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滥权妄为造成重大损失。
与此同时,从通报中可以看到王富玉的胆大妄为。通报说,王富玉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生活奢靡腐化,道德沦丧,家风败坏,直至退休后仍大肆收钱敛财。
然而,王富玉在任贵州省政协主席期间,曾大谈反腐败工作。他说要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报道,张新起是“种树狂魔”,曾在青岛大规模种树,提出了森林覆盖率达到40%以上的目标,大干300天,建设连片万亩林场。
然而当时多位接受采访的青岛市民说,张新起不按照客观规律种树,树与树之间的间隔非常小,而且还“毁草种树”,大规模种树在当时引发巨大争议。
青岛当地一直都传言,称张新起家人涉及园林、市政工程方面的腐败。通报提到,张新起大肆从事营利活动,胆大妄为,毫无纪法底线,把公权力当成牟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
庄德水说,从通报措辞角度看,纪言纪语党言党语特别多,比如提到的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上述落马人员多有涉及。党言党语纪言纪语是对腐败分子腐败行为的一种刻画,有一些用语已超出最新版的纪律处分条例,这表明对腐败分子腐败行为的刻画又有了新的提升。
庄德水表示,上述落马官员毫无底线,他们公器私用把分管领域当做独立王国,特别是金融领域和国有企业更加触目惊心,包括政法领域也让人匪夷所思。政法机构本来是监管别人的,结果政法机构、互联网监管权力都成为腐败的工具。
此外,庄德水认为,通报把个人典型的违纪违法行为都刻画了出来。比如骗取学历,退休后还大肆收钱,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也不收手等。这些描述都令人印象深刻。
如何监督一把手
集中通报引申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监督一把手。虽然上述落马“老虎”并非都是正省部级官员,但他们在所任职机构及分管领域均是一把手。
很长时间以来,如何监督一把手都是难题。今年6月,官方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提到,把对“一把手”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强化监督检查,上级“一把手”必须抓好下级“一把手”,巡视巡察工作要紧盯“一把手”,及时发现问题。
魏昌东分析称,上述7人均属于聚集性违纪违法,同时违反了多项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呈现出腐败和渎职并存的状态。从腐败犯罪学的角度看,具有较大的波及性,危害大。他们腐败的类型比较多样化,腐败延伸的时间也比较长,典型的就是王富玉,退休后仍然不收手。
他进一步补充称,反腐高压的震慑力,以及对省部级官员的监督力还不够强。比如蒙永山,在政法队伍整顿期间仍然不知收敛。从腐败模式上看,他们仍然是传统型的权钱交易模式。现在的腐败形式已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现代型更为隐秘,且由代理人去实施。
彭新林表示,对一把手监督一直是难题,尤其是省部级官员。他认为应用好巡视这个反腐利器,做好巡视工作。十八大以来,众多高官落马都是在巡视期间发现了问题和线索。
彭新林说,未来还是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大功夫,更多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可能是治本之策。同时,要积极破解同级监督难题,省级纪委要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勇于担当,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委员等党的领导干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情况的监督。
庄德水认为,除了巡视外,还要对官员主政地区的政治生态进行评估和评价。官员的主政能力是能够从地方的政治生态中反映出来的。纪检监察部门、组织部门,要随时掌握省部级领导干部所管辖区域的政治生态变化情况,能够对政治生态进行精准分析,从而客观研判省部级官员从政情况,以及对其个人业绩和政绩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评价,而不是单看其个人总结汇报,以及公开场合的表态。